当172公分、55公斤、26岁的前建筑公司职员秋雨走进江苏镇江一家小型直播公会直播间时，她穿着一件紧身圆领长袖，领口到锁骨。这是她在一家头部直播平台作为“颜值主播”开播的第一天，公会运营告诉她，“26岁”恐怕不行，因为“大哥”们（平台愿意持续打赏的观众）喜欢更年轻的，这件衣服也不行，“太臃肿”，要换掉。“所以在直播间我只能说自己22岁，我的几个同事是单身妈妈，她们会说自己是98年、96年的，比实际年龄小5岁。”2024年12月，秋雨坐在用做主播半年挣到的蔚来汽车里对我说。

第二天她换了一件圆领紧身短袖，领口在锁骨附近，运营还是不满意。“他先说衣服颜色不好看，然后让我去看公会里别的女主播是怎么穿的。”秋雨说，直播间的门都是打开的，她一一走过，每一间都是吊带或者超低胸紧身T恤，“领口过低，就往露出乳沟的地方垫一张餐巾纸”。

后来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听说，垫餐巾纸一是为逃过平台审核（衣领太低可能被判定为违反平台规则），二是能让观众的目光聚焦在餐巾纸所在的地方，引发遐想。秋雨说，公会不会特地说明着装的边界是什么（这个新世界的规则需要她自己揣摩），只会在合同里列出打赏的钱怎么分：五成归平台，两成归公会，三成归主播。主播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播6小时，底薪5000块。

“没有门槛，（入职前）唯一一个需求就是加你微信看看你朋友圈的照片（长得）别太离谱。”秋雨说。

2022年11月，苏州大学博士生潘莹入职当地一家只有2名运营的小型公会，成为一名秀场主播。这一个月是她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重要部分。访谈过超过20名秀场女主播、11家公会运营后，她告诉我，女主播们真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，公会运营会帮每个女孩调好属于自己的美颜滤镜。

“前面运营本来都不想要，然后我说我试试，看看能不能调。”成都一家公会的24岁男运营知山对自己的调滤镜技术十分自信，向我展示一个来应聘女孩调前调后的对比照。他把这组照片发了朋友圈，配文“你们现在还相信抖音有美女吗？”知山告诉我，调滤镜的运营“基本都是男生”，因为“男人才了解男人”。他管理超过10名直播平台娱乐主播，全公会有1000名左右在线主播。

潘莹说，这行里金主“大哥”多、打赏金额高的女主播被视作标杆，所有人都得向她们看齐。公会运营会要求旗下主播“多看多学”，女主播们会复制“标杆”的穿着打扮、动作姿态、语言形式。久而久之，女孩们的形象统一成了一种模板，“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”。她向我描述一个新人用来学习的“典范”视频，“（那位标杆主播）胸部非常夸张，每天晚上不停地跳热舞，声音非常夹子”。还有一些更细节的知识点，比如潘莹的同事小雪“学习”到在镜头前穿有破洞（而不是全新的）的黑色丝袜更受“大哥”欢迎，“可能（男性）会幻想把丝袜撕掉”。

入职没到一周，公会运营第三次暗示秋雨着装“不对劲”。她被带到另一个直播间，要求现场向这里的同事们学习穿衣。这里身着吊带和“护士服”的性感女孩们指出，秋雨的紧身T恤“太老土了”，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去购物网站搜“主播上镜服”。“（她们说）二三十块钱一件，不贵，（让我）买几件来回穿。”秋雨说。

秋雨按女孩们给的关键词搜索，大胸细腰的模特图（其中一些衣领开到胸部以下）填满了屏幕，商品名都带有“纯欲”“性感”字眼。搜索一次后，购物网站开始自动向她推送情趣内衣、“水手服”“护士服”和“性感丝袜”，搜索框建议她检索“娱乐主播服装有心机”——算法似乎比秋雨更懂她需要穿什么，她一口气下单了近三十件畅销上镜服，包括“包臀紧身裙”“护士服”“紧身旗袍”等等，“吊带抹胸居多”，“（全都）勒得特别紧”。

换上新衣服，其他女主播开始夸她“好看”“上镜”，运营也再没有让她去“学习”了。“我意识到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本来想能推迟一天是一天。”秋雨说。

运营负责包装主播，首先是灯光、滤镜、衣着，然后是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。

穿着过关后，运营告诉秋雨，短视频也是很重要的个人形象展示环节，被称为“流量入口”：如果观众喜欢短视频，就更可能点进直播间，才会有后续打赏行为。他建议秋雨，从下往上拍自己的大腿，然后让腿上的肉抖起来，因为“大哥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”。秋雨不想拍这些视频，为了让账号上有内容发布，她会下载那些购物网站推送的情趣内衣照片，用修图软件把模特的脸换成自己的交差。

“公会说几点发（短视频）就几点发，让我们拍什么风格我们就得拍什么风格，天天发，粉丝涨得也挺快的。”主播颖儿在接受潘莹访谈时说。潘莹没拍，她在网上下载那些“更撩的”视频，通过AI换脸生成自己的短视频。

“二十多岁的女孩们往往还没经历社会历练，很容易被公会的思路影响。”32岁的主播洺瑜告诉我。她2017年入行，见多了年轻女孩想挣快钱，结果往往三个月都坚持不了。在她看来，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干一行——这行只适合现实主义者，或者说，那些承担着“房贷怎么办，车贷怎么办，家庭开支怎么办”的人。

疫情时期，洺瑜全家人“连米都拿不到”，她靠一个月25000元的打赏交上了电费、买到了菜。“外面风大雨大，只要你有电，你有网，你就能开播。”洺瑜说。

秋雨的公会规格很小，只有十多个直播单间（多数时间坐不满主播）和3名运营，但全职HR就有3人，负责不停地招女主播。这些小公会的HR们成了各大app上唯一对秋雨“主动出击”的招聘人员。

和同事们熟悉后，秋雨发现和直播间中表现出的轻松甚至轻佻相反，女主播们的线下生活一个比一个沉重。有人是因为老公欠了巨款要帮着还钱，有人是单亲妈妈要独自养家（这位单亲妈妈提到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曾突然闯进直播间，吓得她慌忙说了句“有点事”就下播了）。一次聚餐时，同事“十五”边说着家里的情况边放声大哭，她丈夫因为涉赌入狱，为了不连累她要跟她离婚，但她决定不离，做主播养活四岁的孩子，等待丈夫出狱的那天。

前“厂妹”颖儿告诉潘莹，她的男朋友退伍回来后很穷，没有工作，她自己初中二年级就辍学，只能做餐厅服务员或厂妹，她不想再吃苦，所以一直在做女主播，换了好几个平台。和颖儿一样，潘莹接触的多数主播出身“厂妹”，她们公会所在城市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，疫情后许多女工加入直播公会，暂时缓解了就业焦虑。

“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，在昆山、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‘直播小镇’。”潘莹在论文中总结道，这些“涌现”和传统制造业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。

潘莹入职的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，管理层由4人组成：老板，过去职业是挖掘机包工头；老板娘，曾是“酷狗”平台女主播，老板是她过去直播时的榜一大哥；运营张凯，曾是KTV领班，和老板是老乡；运营周涛，曾是快递公司货车司机，后来跟着老板开挖掘机，他有一家老小，开车卖力，困得受不了会喝风油精提神。截至2023年9月，M公会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，仅留存20名，流动性极大。

主播洺瑜说，“圈外人感觉公会很神秘，其实都是草台班子，公会招运营没有什么要求……即便是王牌运营，出门在外，身份也是靠自己给的。”

公会强调与主播之间是“命运共同体”关系。潘莹做主播期间，经常听到老板娘和运营说“我们是自家人”。女主播们几乎都是前“厂妹”，没地方住，公会提供宿舍，没有直播设备、空间和衣服，公会提供设施完备的直播间。“那些疫情后原来在江浙沪一带电子厂的厂妹们像浮萍一样飘着，直到进入公会，就像获得了暂时的安身之处。”潘莹说。大家产生了一种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、有钱一起挣的江湖义气。公会在一栋写字楼3层，那层只有这一家公司，晚8点女主播们上播时走廊漆黑，门口公会招牌亮得耀眼。招牌下是一处佛龛，供奉着财神爷，香火不断，烟味飘散到二楼直播间。

潘莹对小型公会的“江湖气”印象深刻，公会不止为女主播们提供庇护和便利，也通过严格的考勤制度、罚款措施和言语羞辱等手段进行“洗脑式管控”。

研究者们认为，主播在直播间与观众互动，出售直播间里能售卖的一切，包括氛围、外貌、才艺、社交能力，与观众建立关系，典型的关系是介于朋友与恋人间的“暧昧关系”，因此被称为“暧昧经济”。

洺瑜会提醒女主播们明确自己和观众之间是“买卖”而不是“情感”，实际工作中，两者的边界很模糊——和演员表演一样，长期的情感劳动可能演变成情感本身。颖儿告诉潘莹，直播平台那么多，女主播那么多，但她的大哥就愿意一直停留在她的直播间里刷礼物，这种“就愿意”意味着“产生了感情”。

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：学术界分析时，倾向于将主